《评朱子论东坡文》
夫子不语怪，亦未尝指之无怪。《史记》所称秦穆、赵简事，未可为无。文公件件要中鹄，把定执板，只要人说他是个圣人，并无一些破绽，所以做别人者人人不中他意，世间事事不称他心，无过中必求有过，谷里拣米，米里拣虫，只是张汤、赵禹伎俩。此不解东坡深。吹毛求疵，苛刻之吏，无过中求有过，暗昧之吏。极有布置而了无布置痕迹者，东坡千古一人而已。朱老议论乃是盲者摸索，拗者品评，酷者苛断。
庚子春，“冠魔”疫起武昌，宅家不外出，凡三十余日。
春夜漫长，灯下闲读。
阅明人徐青藤，读至《评朱子论东坡文》一章，感今世文风虚浮日盛，遂作书谈以记之。
文中朱子即朱熹，南宋著名理学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，“闽学派”旗帜人物，儒学集大成者，世尊为朱子，又或称为朱文公。在中国教育史上，朱熹的地位相当崇高，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、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，倍受儒教徒们推崇。
东坡是苏轼的号，读书人都知道他，北宋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、画家，“蜀学派”领袖人物，尊居唐宋八大家之列，诗（词）、书、画、文独步骚坛，代表了北宋文学艺术界的最高成就。
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朱熹作为一代理学宗师，却对前辈苏轼的为人，特别是对他的文章，常常表示出诸多不屑，甚至给予严苛的批评。
追根溯源，祸起于“洛蜀党争”。
何为“洛蜀党争”？
北宋哲宗朝时，文坛有两大党派，一派以洛阳人程颢、程颐兄弟为代表，时人称之为“洛党”；另一派则以蜀人苏轼、苏辙兄弟为代表，被称之为“蜀党”。
考“洛蜀二党”，各领风骚，追随者不计其数。“洛党”拘泥于礼（理），坚守儒家正统思想，主张“不欲为闲言语”，援引古句“吟成五字句，用破一生心”，指责吟诗作画是浪费生命，连皇帝都要远离风花雪月，更不得亲近酒色。“蜀党”则比较自由，苏轼尤好风流词采，以为“世间乐事无逾于此者”，主张为人为文放纵心灵，随心率性“抒发情怀”。
总的说来，程颢、程颐严肃有余，完全没有幽默感，为人为文死板教条；苏轼、苏辙则颇多情趣，为人为文活色生香。
两派互不相让，彼此间针锋相对，最终导致大打出手，演绎为惨酷的政治斗争，“既交恶，其党迭相攻”。
到了南宋朱熹时，这朱老夫子秉执的理学，一脉相承于洛阳“二程”，也是个死板无趣的家伙，日常生活中古怪得很，连个玩笑都不会开，哪看得惯成天喝酒吃肉、滑稽多趣的苏轼呢？
呵呵，原来程颢、程颐是朱熹师傅，这就一点不奇怪了。师道尊严嘛，他要帮着先师骂政敌，自然是“见怪不怪，叫花儿牵口袋（装讨得的东西）”。
他骂得对吗？
在朱熹眼里，苏轼就不是玩意，动辄对其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挖苦苏轼为人，虽给人感觉是个经学家，却很不纯粹，既喜佛学，又爱老庄，思想杂乱得很。又说他为文，好像在宣传儒道，其实更加不纯粹，只在意文章漂亮与否，专注于文采（词）飞扬，时常偏离儒家正道，打胡乱说一气。朱熹自诩为纯粹儒者，当然要把苏轼批倒批臭，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了。
这么说来，大家明白了吧？朱熹的所谓“文学批评”，实囿于门派之争，目的在于维护道统的纯洁性！
可惜，似他这般偏执的小肚肠，怎奈何得了天纵奇才的苏轼呢？
明人徐渭，字文长，号青藤，后世人谓之“青藤画派”鼻祖，与解缙、杨慎并称“明代三才子”。此人生性放荡不羁，看不惯朱熹胡说八道，便跑来为苏轼扎场子，痛痛快快大骂了一场。
徐渭对于宋人，最喜欢苏轼，在他心目中，苏仙不仅文章写得漂亮，为人尤其让人赏心悦耳。反之，他最讨厌的就是朱熹，认为这个朱“宗师”满嘴大道理，空话套话假话连篇，要人修什么身养什么性，容不得越“理”半步。更让人恶心的是，居然说什么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！
我的个天倌，人没有了欲念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岂不成了行尸走肉！
真是奇哉怪也，朱熹不早死了吗，关徐渭什么事？飞叉叉跑来撒野骂街！
读者有所不知，这朱熹死了不假，可他的思想还活着，明朝历代的统治者，为了朱氏家天下的长治久安，就把老祖宗朱熹（顺便说一句，朱元璋很硬气，没有攀这祖宗）的理学思想，钦定为大明朝的官方思想，让这条无形的“政治麻绳”，死死勒住天下人的脖子，让军民人等喘不过气来。
尤为可恼的是，当时一大帮口是心非的伪（卫）道士、假道学，纷纷成了朱熹家的徒子徒孙，招摇撞骗于世，屁颠屁颠为朱天子（们）摇旗呐喊。
徐渭生性狷狂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他哪忍得了这口气？遂借题发挥大骂朱熹，明里写的《评朱子论东坡文》，实则抨击身边的伪道士、假道学们“满口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”！
少时读徐青藤，佩服他文意酣畅，感到特别地痛快。可是，今日读《评朱子论东坡文》，却觉得不那么顺畅，前后文意虽然相通，文气却拦腰断了。
这是为什么呢？
徐渭有大才，观其诗、书、画三绝，挥毫泼墨一气呵成，文章如行云流水，莫不让人拍案称奇。此文却出现“断气”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
笔者懒于学问，读书却喜钻牛角尖，虽然不求甚解，疑惑总是要弄明白的。遂在书斋内翻箱倒柜，找来《青藤书屋文集》（商务印书局，1960年仿明版），两相对比后才发现，原来《评朱子论东坡文》，本是两个独立的章节，分别驳斥朱熹批评苏轼文章的两个观点，不知《徐渭集》（中华书局，1999年版）出于什么目的，竟将两者合二为一了。
原来是这样，难怪文气拦腰断了。
暂不管文气连贯否，且说《评朱子论东坡文》，前后文句（内容）虽有些重复，但大意却很明白，朱熹批评苏轼文章，主要集中在这两点上（详见《朱子语类》，徐文未列出）：一是批评苏轼好谈怪异，二是批评苏轼文章无“布置”（结构）。
徐渭为人为文不拘一格，却是个很懂道理的人，而且道理讲得溜顺，且看他如何反驳朱熹。
先驳第一条。
开篇即言道：“夫子不语怪，亦未尝指之无怪。《史记》所称秦穆、赵简事，未可为无。”
是哈，你朱熹不是自诩纯粹儒者吗？那么好嘛，咱就先抬出你的“至圣先师”孔夫子，看他老先生是啥态度。
读书人都知道《论语》有所谓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。是的，孔圣人是不说怪异的事，可他老人家那么多的语录，也没有说世界上没有怪异事嘛。
嘿嘿，朱“大宗师”咋说，傻眼了吧？
莫忙莫忙，还有呢。
徐渭一点也不着急，紧接着又打出一张好牌，抬出个太史公来。
太史公是谁啊？“历史之父”哒嘛，又是一个了不起的牛人！
司马迁著《史记》大大有名，肯定不会打胡乱说的，他老先生秉笔写史，天下人都知道。《史记》里所录述的秦穆公、赵简子的灵怪事，你朱熹能否认它是假的吗？
哈哈，司马迁记载了啥，让徐渭这么理直气壮？
原来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记载：“赵简子疾，五日不知人……居二日半，简子寤。……在昔秦穆公尝如此，七日而寤。”
更不可思议的是，秦穆公、赵简子“不知人”的几天里，都听到了天空飘荡着美妙的仙乐……
嘿嘿，请问朱“大宗师”，这算不算怪异事？
如果不算，就是否定先贤，你还好意思自诩纯粹儒者吗？如果算是怪异事，你就更不应该了，怎么会胡乱批评苏大学士“好谈怪异”呢？
所以哈，不论是先贤还是后生，都有好奇猎异之心，是正常人的正常思维嘛，你批评苏大学士好谈怪异，就是“灭人欲”的无端指责！
再驳第二条。
徐渭更加不留情面，直接了当痛斥朱熹道：“此不解东坡深！”
苏轼作文没有布置吗？
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，只是你朱“大宗师”太过死板教条，不知道苏大学士作文之妙！他老人家的文章极有布置，却看不出来丝毫的布置痕迹，这才是文章大家应有的手段——“东坡千古一人而已”！
哎哟哟，你看你朱“大宗师”，算哪根葱嘛，只会在框框套套里做文章，看不到东坡先生文章布置的巧妙，或者说你根本就不懂“化有形于无形”，竟然吃苞谷馍馍张口黄，真是没有见识的蠢货！
徐渭骂完了？
文章写到这里，他当然骂完了，直斥朱熹评苏轼文章，简直就是“盲者摸索，拗者品评，酷者苛断”。
然而且慢，就这么完了，这篇书谈（笔记）写来还有何意义？
对于明人，笔者个人偏好，最喜欢的不是解缙，也非杨慎，更不是李东阳、李攀龙之流，而是满身山野气的徐渭。
徐文长为人为文，“率性而为，趣味盎然，蓬勃而有生气”。他两只鼻孔朝天，更加口无遮拦，眼里没有“天王老子”，只有民间百姓疾苦；笔下没有俗流，只有人性光芒；胸中没有尘埃，只有日月山川……是世上少有的“真我”，更是少有的奇男儿、大丈夫！
读《评朱子论东坡文》，别以为徐渭在发癫，专门和朱熹争论苏轼文章的优劣，如果这么认为的话，是我们没有读懂青藤先生的一片苦心。
徐青藤著作此文，旨在借题抨击时弊。
客观地说，朱熹能享祀孔庙，自有他出类拔萃之处，关于这一点，因不在本文叙述范围内，故不予展开述说。
准确地讲，朱熹是一个儒者，他古板而刻薄，极力把儒学理论严密化和精细化，对历史上许多他认为不纯粹的儒者（并非只针对苏轼），都进行过严厉的批评。因此，在南宋朝中后期，朱熹理学思想已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。尤其到了明季，朱子学说正式登堂入室，成了儒家学说的正宗，也成了统治者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。
徐渭作为在野人士，很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，设若任这种思潮泛滥，哪里还有人性（自由）可言？他生性率直，思想自由，不受任何羁绊，特别反感迂腐的儒学，时常在公开场合大声疾呼，斥之为陈词滥调“俗套子”！
于是乎，徐渭公开批判朱熹，斥责他一心只要做圣人，且决意不让所有人好过，看天下人人人不中他意，观世间事事事不称他心！
如此大胆的言论，真是惊世骇俗了！
徐渭目无王法，胆敢蔑视皇权，不把朝廷钦定的偶像朱文公（文是朱熹谥号）放在眼里，反而将其比喻成汉代的酷吏张汤、赵禹，专会罗织莫须有的罪名，“无过中必求有过，谷里拣米，米里拣虫”，甚至斥其为“吹毛求痴，苛刻之吏，无过中求有过，暗昧之吏”。
通读《评朱子论东坡文》，徐渭反反复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这层意思可不简单，它反映出了明朝中后期，士大夫们尤其是在野的文人们，普遍存在的一种自由倾向，他们追求个人生活享受，要求承认“发扬个性、独立思考、自由选择生活方式”的权利。
直到这个时候，我们终于明白，徐渭为何要将两则独立的文章，颠三倒四组合在一起，构成一篇《评朱子论东坡文》了。
徐渭天不怕地不怕，可他怕统治者抓辫子，让他去坐“文字狱”，那不比死还可怕吗？！
有明一代，才子辈出，大多数人锦衣玉食，往往明哲保身，能如徐渭者，实在少之又少。
通观大明一朝，《评朱子论东坡文》一文，是较早公开表示唾弃朱子学说、打破思想禁锢的文章，虽然说得较为隐晦（故意颠三倒四），却是正面的猛烈批判，从文中尖刻的语气和憎恶的情绪看，可以窥见作者的真心意和真性情。
读徐渭的文章，大都看似随随便便，其实颇为讲究，语言都很有情趣，满纸充盈着灵动和生气，常常让人眼睛一亮，忍不住发出会心一笑。
《评朱子论东坡文》则不同，只是一味地讥讽嘲笑，语言直来直去，语气坚硬而尖锐。然而，细嚼慢咽后，方知其中奥妙，思想敏锐，性情彰显无遗，让人思之甚深。
《叶子肃诗序》
人有学为鸟言者，其音则鸟也，而性则人也；鸟有学人言者，其音则人也，而性则鸟也。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？今之为诗者，何以异于是？不出于己之所自得，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，曰某篇是某体，某篇则否；某句似某人，某句则否，此虽极工逼肖，而已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。若吾友子肃之诗，则不然。其情坦以直，故语无晦；其情散以博，故语无拘；其情多喜而少忧，故语虽苦而能遣：其情好高而耻下，故语虽俭而实丰。盖所谓出于己之所自得，而不窃于人之所尝言者也。就其所自得，以论其所自鸣，规其微疵，而约于至纯，此则渭之所献于子肃者也。若曰某篇不似某体，某句不似某人，是乌知子肃者哉？
大明一朝出才子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在徐渭生活的年代，明朝的骚坛尤为热闹，前七子喧嚣于前，以李梦阳、何景明为标杆；后七子鼓噪于后，以李攀龙、王世贞为翘楚。数十百人争奇斗艳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好戏连台，闹麻麻欢喜得紧。
叶子肃是谁？
别说普通人不知道，就是啃过明史的读书人，恐怕也未必就知道。查阅《历代诗话》及《历代诗话续编》，二者皆不载，难怪今人不熟悉他了。
据考，元末明初之际，有一个叫张宪的诗人，和叶子肃交情甚笃，他曾经作过一首五律《取青楼夜饮戏叶子肃》，诗云：“酒令传觞急，灯花啮烛低。山人清似水，老子醉如泥。天黑月坠地，水寒星在溪。犹吹赤蹄纸，照道画楼西。”
有明一朝，文人多有狎妓之风，如大名士屠隆就因眠花宿柳，而染疾卧病在家不肯示人。另一大名士汤显祖知道后，急忙寄去诗稿加以劳问。二人是至交好友，屠隆生病在家，汤显祖寄诗慰藉，原本是件十分正常的事。偏偏屠隆所患之病，并非人们常见的伤风感冒，而是难以启齿的花柳病！
汤显祖倒很洒脱，所寄之诗题为《长卿苦情寄之疡，筋骨段坏，号痛不可忍。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，戏寄十绝》。长卿是屠隆的字，所谓的“情寄之疡”，即当时文人对梅毒的雅称。从诗题略显调侃来看，性病应是当时社会的常见病，文人雅士们见怪不怪，所以汤显祖既未感到惊讶，也不认为有何难堪，有的倒是朋友间的戏谑。
呵呵，赠诗调侃，不以为耻，反而引为时尚，大明社会风气这么开放，倒着实让人佩服。
由此可以想见，叶子肃不是普通人，在当时的江湖（骚坛）上，必定也是个风流名士，要不年愈古稀的大诗人张宪，也不会作这么一首《取青楼夜饮戏叶子肃》，去取笑他喝花酒的事了。
徐渭眼高于顶，向来看不起人，时人称赞他“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……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，文长皆叱而奴之”。
好一个“叱而奴之”！
这一句赞语，有雷霆千钧之力，顶得上千百声喝彩，万千句颂词。
是啊，徐文长的眼光极高，连当时的骚坛坛主都不放在眼里，像对待奴才一样呼来喝去，随意叱斥谩骂羞辱。谁曾想，就是这么一位大狂人，却肯放下身段，为叶子肃的诗集作序，这叶子肃还是凡品吗？
或许人们会说，叶子肃是他好朋友，为好朋友涂脂抹粉，也是人之常情哈。
此言差矣。
徐渭何许人也？对他稍有了解的人，都知道此公性情狷介，一生不媚权贵，对人对事只说实讲真，绝不会有半点巧言令色。因此，他不可能托不开情面，也绝无可能会为叶子肃涂脂抹粉！
设若不信，且看《叶子肃诗序》，通篇可有一句媚语？可有过誉的废话套话？
我们没有读过叶子肃的诗，也就没有发言权评说其优劣，只能跟着徐渭之笔，在字里行间去领悟了。
那么，在这篇《叶子肃诗序》里，徐渭究竟说了些什么？他又想表达怎样的思想情感呢？
当其时，以李梦阳、何景明为首的“前七子”，和以李攀龙、王世贞为首的“后七子”，虽彼此间的文学理论、创作风格各不相同，但他们有一共同点却是高度一致，都主张学诗必须“师古”，即从古代最上乘的诗品入手，把握前人的规度，模拟先贤的气韵格调，经千锤百炼后，从中脱化出自己的东西来。
客观上讲，这种“师古”的学习法，不能说它有什么错，自从有文字以来，师者都这么“传道”，至今我们仍在这么教育孩子们。
可是，这种古板的学习方法，到了大量没有才气的文人手里，就把本该率性而为的创作，变成了小孩子一笔一画的描红，比着箍箍去买鸭蛋的“临帖”了。这么“创作”出来的诗，还有一点灵性吗？岂不成了毫无生气的“僵尸”！
于是乎，在徐渭老先生的身边，甚至整个大明王朝骚坛上，无数头顶冒着骚气的诗人们，最终形成了一股浅薄、粗俗、糜烂的风气（文风），即徐文长所言的“某篇似某体，某句似某人”。这种呆板教条的框框套套，不仅成了论诗的诗评家（也许还有作诗序者）最常用的标配评语，也成了评诗的最高赞语。
是啊，某诗人“临帖”临得妙极了，竟然有太白之风，又或有子美之体，那还不牛哄哄的吗？当然要被人捧上天，至少弄个作协副主席当当！
老实说，文学评论的问题，讨论起来很复杂，往往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关键看话筒掌握在谁手里。
有了话语权，胡言乱语也是理；没有话语权，有理也是打胡乱说。
真是这样吗？从古至今，大抵如是。
徐渭却不依教，你说你有理，老子偏要打你脸，褪掉木胎泥塑的神光！
且看，青藤先生撇开一切，直接用一个比喻开篇，开门见山提出自己的论点，马上就击中了“神们”的软肋：诗歌的本质不是别的，旨在表示（达）作者的“性”，创作者必须出于真情实感，切忌无病呻吟瞎哼哼，只有这样的诗歌创作，才能够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（貌），而不是前人规度好了的“体”和“格”。否则，不论你向哪位先贤学习（模仿），也不论你多么刻苦用功地学习，哪怕学到了“极工逼肖”，也只不过是鸟作人语，没有丝毫的价值可言。
哈哈，“临帖”作诗，就是不说人话的鸟语，古今诗坛何其多矣！
话说得直接了当，毫不遮遮掩掩，似这等胆豪的行径，惟徐青藤一人敢为。
话不丑，理亦端，对于诗人而言，却是至理名言。
从古至今，在中国传统（古典）文学批评中，我们常常见到的是什么？听到的又是什么呢？不外乎这合不合“体”，那越没越“规”。评论家们个个道貌岸然，热衷于什么是最好的“规范”，辩论着什么是最好的“标准”，总希望建立一种通行的范本，让诗人们去照本宣科，从而“倒模”出一批又一批“不朽的文学家”来！
诚然，人们需要大量读书，需要向先贤们学习，推崇、借鉴某些典范，是充实、完善自我必不可少的一环。但是，今天我们所处的现实生活，早已不是先贤们的“现实生活”了，而且每个人的经历也完全不同，尤其是个人活生生的情感、无限丰富的内心世界，岂能千篇一律画地为牢，用一个“模子”倒出来呢？
真正的艺术大师，真正的文学创作，只能是天马行空，独抒己见。每一个创作者，都必须从自身的现实感受、真实的内心世界出发，发乎情不拘于礼(理)，才能够创作出超越前人的佳品，诗歌才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景象，诗苑（骚坛）才可能“百花齐放”。
前后七子风头正劲，喧嚣着整个大明文学界，他们倡导的文风盛极一时，普天下的文人趋之若鹜。
在这个时候，徐渭勇敢地站了出来，登高振臂一呼，旗帜鲜明地主张张扬个性，从根本上提出了截然对立的观点，他所倡导的文学观，充分展示了“个性、天趣、率直”的精神实质，成了晚明公安派文学的先导，对明末清初涌现出的大量“独抒性灵、不拘格套”的小品文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
这是一篇诗集序吗？
当然是，而且是一篇了不起的诗序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
往深层次说，徐渭崇尚自由，他为叶子肃诗集作序，不是为了序而序，而是表达了一种思想，这种思想就是个性解放，是明中叶在野文人已出现的一种思潮，也是对前后七子古板的文学创作理念提出的批评，对文学创作者提出的要求。
其实，当时的大明王朝，不仅仅是在野文人雅士，就连身居庙堂的官员们，也萌芽了这种思想。著名的心学大师、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王阳明，晚年官居南京兵部尚书、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就站在哲学认识论的层面，强调了自我意志的重要性，他曾经这么说道：“夫学贵得之心；求之于心而非也，虽其言之出于孔子，不敢以为是也。”
可以批评孔夫子，可以否定至圣先师的语录，作为儒道的徒子徒孙，王阳明可谓千古一人而矣。
王阳明是大儒，他所创立的心学，源于孔孟之道不假，但他的成就不在于继承，而在于创新和发展，发扬光大了前人陆九渊倡导的“心即是理”的思想，反对程颐、朱熹等人通过事事物物追求“至理”的“格物致知”的方法，认为“事理无穷无尽，格之则未免烦累”，故而提倡“致良知”，从自己内心深处去寻找“理”。
因此，王阳明认为：“理”的根全在于人“心”，“理”化生宇宙天地万物，人心秉其精要，这就是理之所在。
在知与行的关系上，王阳明则强调“既要知，更要行”，知中有行，行中有知，二者互为表里，不可分离。用湘人毛泽东的话说，即那句著名的语录：“从实践中来，到实践中去。”
知必然要表现为行，不行而“得到”的所谓“知”，则不能算是真知（理）。拿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。
王阳明了不得，他创立的阳明学（又称王学、心学），虽源于孔孟之道的孟子，但却是他创新发展的儒家学说，后来传到了朝鲜、日本，对东亚文化影响巨大。
徐渭生性疏狂，向来眼高于顶，却一直推崇王阳明的思想，可以说是他最忠实的信徒。只是在表达方式上，少了王尚书的诸多顾忌，表现得更加单纯和直接。
这就是野路子，实在野得可爱。与在朝者的最大区别是，不受任何羁绊，没有思想上的框框套套。
有鉴于此，徐渭认为，“真我”才是生存的本身，也是文学创作的“本身”。他甚至大胆撰写文章，公开否认“圣人”具有高出常人的价值，认为真正理想的政治，就应该承认人性，更要顺应每个人特殊而独有的个性。
由此推演开来，将这样的认识用于文学创作，就得出了临帖的假文学（鸟言）与独创的真文学（人言）的区别。
对于叶子肃的诗集，徐渭也给予了充分肯定，认为好友的诗说的人话（人言），是真文学：他的作品情感坦荡而直率，所以语言虽然苦涩也能抒发；他的作品情感追求高尚而以卑下为耻，所以语言即使很简略而含义却很丰富。
这就是叶子肃的诗，是出于他自己的“知行”，是他本人独有的体会和感悟，而不是临帖前人，也不是剽窃前人已有的东西！
“就其所自得，以论其所自鸣，规其微疵，而约于至纯，此则渭之所献于子肃者。”
说得真好啊，可谓语重心长。
徐渭实在可爱极了，他要对叶子肃说的话，哪怕是揭短曝丑的话，也决不碍口饰羞、掖着藏着，归纳起来就一个意思：写诗必须是“自得”、“自鸣”，只有说出自己独特的感受（自得），从而发出自己独有的声音（自鸣），哪怕有这样或那样的“微疵”，也不值得大惊小怪，只需要在今后的创作中，不断地加以改正和完善，就一定能创作出至纯至美的好作品！
这还不算完，徐渭最后说道，假如我说他某篇不像某体，某句不像某人的作品，这怎么算得上理解了叶子肃呢？
真友谊，好诗序，读后受益良多！
《评朱子论东坡文》夫子不语怪，亦未尝指之无怪。《史记》所称秦穆、赵简事，未可为无。文公件件要中鹄，把定执板，只要人说他是个圣人，并无一些破绽，所以做别人者人人不中他意，世间事事不称他心，无过中必求有过，谷里拣米，米里拣虫，只是张汤、赵禹伎俩。此不解东坡深。吹毛求疵，苛刻之吏，无过中求有过，暗昧之吏。极有布置而了无布置痕迹者，东坡千古一人而已。朱老议论乃是盲者摸索，拗者品评，酷者苛断。——《徐渭集》庚子春，“冠魔”疫起武昌，宅家不外出，凡三十余日。春夜漫长，灯下闲读。阅明人徐青藤，读至《评朱子论东坡文》一章，感今世文风虚浮日盛，遂作书谈以记之。文中朱子即朱熹，南宋著名理学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，“闽学派”旗帜人物，儒学集大成者，世尊为朱子，又或称为朱文公。在中国教育史上，朱熹的地位相当崇高，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、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，倍受儒教徒们推崇。东坡是苏轼的号，读书人都知道他，北宋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、画家，“蜀学派”领袖人物，尊居唐宋八大家之列，诗（词）、书、画、文独步骚坛，代表了北宋文学艺术界的最高成就。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朱熹作为一代理学宗师，却对前辈苏轼的为人，特别是对他的文章，常常表示出诸多不屑，甚至给予严苛的批评。追根溯源，祸起于“洛蜀党争”。何为“洛蜀党争”？北宋哲宗朝时，文坛有两大党派，一派以洛阳人程颢、程颐兄弟为代表，时人称之为“洛党”；另一派则以蜀人苏轼、苏辙兄弟为代表，被称之为“蜀党”。考“洛蜀二党”，各领风骚，追随者不计其数。“洛党”拘泥于礼（理），坚守儒家正统思想，主张“不欲为闲言语”，援引古句“吟成五字句，用破一生心”，指责吟诗作画是浪费生命，连皇帝都要远离风花雪月，更不得亲近酒色。“蜀党”则比较自由，苏轼尤好风流词采，以为“世间乐事无逾于此者”，主张为人为文放纵心灵，随心率性“抒发情怀”。总的说来，程颢、程颐严肃有余，完全没有幽默感，为人为文死板教条；苏轼、苏辙则颇多情趣，为人为文活色生香。两派互不相让，彼此间针锋相对，最终导致大打出手，演绎为惨酷的政治斗争，“既交恶，其党迭相攻”。到了南宋朱熹时，这朱老夫子秉执的理学，一脉相承于洛阳“二程”，也是个死板无趣的家伙，日常生活中古怪得很，连个玩笑都不会开，哪看得惯成天喝酒吃肉、滑稽多趣的苏轼呢？呵呵，原来程颢、程颐是朱熹师傅，这就一点不奇怪了。师道尊严嘛，他要帮着先师骂政敌，自然是“见怪不怪，叫花儿牵口袋（装讨得的东西）”。他骂得对吗？在朱熹眼里，苏轼就不是玩意，动辄对其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挖苦苏轼为人，虽给人感觉是个经学家，却很不纯粹，既喜佛学，又爱老庄，思想杂乱得很。又说他为文，好像在宣传儒道，其实更加不纯粹，只在意文章漂亮与否，专注于文采（词）飞扬，时常偏离儒家正道，打胡乱说一气。朱熹自诩为纯粹儒者，当然要把苏轼批倒批臭，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了。这么说来，大家明白了吧？朱熹的所谓“文学批评”，实囿于门派之争，目的在于维护道统的纯洁性！可惜，似他这般偏执的小肚肠，怎奈何得了天纵奇才的苏轼呢？明人徐渭，字文长，号青藤，后世人谓之“青藤画派”鼻祖，与解缙、杨慎并称“明代三才子”。此人生性放荡不羁，看不惯朱熹胡说八道，便跑来为苏轼扎场子，痛痛快快大骂了一场。徐渭对于宋人，最喜欢苏轼，在他心目中，苏仙不仅文章写得漂亮，为人尤其让人赏心悦耳。反之，他最讨厌的就是朱熹，认为这个朱“宗师”满嘴大道理，空话套话假话连篇，要人修什么身养什么性，容不得越“理”半步。更让人恶心的是，居然说什么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！我的个天倌，人没有了欲念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岂不成了行尸走肉！真是奇哉怪也，朱熹不早死了吗，关徐渭什么事？飞叉叉跑来撒野骂街！读者有所不知，这朱熹死了不假，可他的思想还活着，明朝历代的统治者，为了朱氏家天下的长治久安，就把老祖宗朱熹（顺便说一句，朱元璋很硬气，没有攀这祖宗）的理学思想，钦定为大明朝的官方思想，让这条无形的“政治麻绳”，死死勒住天下人的脖子，让军民人等喘不过气来。尤为可恼的是，当时一大帮口是心非的伪（卫）道士、假道学，纷纷成了朱熹家的徒子徒孙，招摇撞骗于世，屁颠屁颠为朱天子（们）摇旗呐喊。徐渭生性狷狂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他哪忍得了这口气？遂借题发挥大骂朱熹，明里写的《评朱子论东坡文》，实则抨击身边的伪道士、假道学们“满口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”！少时读徐青藤，佩服他文意酣畅，感到特别地痛快。可是，今日读《评朱子论东坡文》，却觉得不那么顺畅，前后文意虽然相通，文气却拦腰断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徐渭有大才，观其诗、书、画三绝，挥毫泼墨一气呵成，文章如行云流水，莫不让人拍案称奇。此文却出现“断气”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笔者懒于学问，读书却喜钻牛角尖，虽然不求甚解，疑惑总是要弄明白的。遂在书斋内翻箱倒柜，找来《青藤书屋文集》（商务印书局，1960年仿明版），两相对比后才发现，原来《评朱子论东坡文》，本是两个独立的章节，分别驳斥朱熹批评苏轼文章的两个观点，不知《徐渭集》（中华书局，1999年版）出于什么目的，竟将两者合二为一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文气拦腰断了。暂不管文气连贯否，且说《评朱子论东坡文》，前后文句（内容）虽有些重复，但大意却很明白，朱熹批评苏轼文章，主要集中在这两点上（详见《朱子语类》，徐文未列出）：一是批评苏轼好谈怪异，二是批评苏轼文章无“布置”（结构）。徐渭为人为文不拘一格，却是个很懂道理的人，而且道理讲得溜顺，且看他如何反驳朱熹。先驳第一条。开篇即言道：“夫子不语怪，亦未尝指之无怪。《史记》所称秦穆、赵简事，未可为无。”是哈，你朱熹不是自诩纯粹儒者吗？那么好嘛，咱就先抬出你的“至圣先师”孔夫子，看他老先生是啥态度。读书人都知道《论语》有所谓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。是的，孔圣人是不说怪异的事，可他老人家那么多的语录，也没有说世界上没有怪异事嘛。嘿嘿，朱“大宗师”咋说，傻眼了吧？莫忙莫忙，还有呢。徐渭一点也不着急，紧接着又打出一张好牌，抬出个太史公来。太史公是谁啊？“历史之父”哒嘛，又是一个了不起的牛人！司马迁著《史记》大大有名，肯定不会打胡乱说的，他老先生秉笔写史，天下人都知道。《史记》里所录述的秦穆公、赵简子的灵怪事，你朱熹能否认它是假的吗？哈哈，司马迁记载了啥，让徐渭这么理直气壮？原来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记载：“赵简子疾，五日不知人……居二日半，简子寤。……在昔秦穆公尝如此，七日而寤。”更不可思议的是，秦穆公、赵简子“不知人”的几天里，都听到了天空飘荡着美妙的仙乐……嘿嘿，请问朱“大宗师”，这算不算怪异事？如果不算，就是否定先贤，你还好意思自诩纯粹儒者吗？如果算是怪异事，你就更不应该了，怎么会胡乱批评苏大学士“好谈怪异”呢？所以哈，不论是先贤还是后生，都有好奇猎异之心，是正常人的正常思维嘛，你批评苏大学士好谈怪异，就是“灭人欲”的无端指责！再驳第二条。徐渭更加不留情面，直接了当痛斥朱熹道：“此不解东坡深！”苏轼作文没有布置吗？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，只是你朱“大宗师”太过死板教条，不知道苏大学士作文之妙！他老人家的文章极有布置，却看不出来丝毫的布置痕迹，这才是文章大家应有的手段——“东坡千古一人而已”！哎哟哟，你看你朱“大宗师”，算哪根葱嘛，只会在框框套套里做文章，看不到东坡先生文章布置的巧妙，或者说你根本就不懂“化有形于无形”，竟然吃苞谷馍馍张口黄，真是没有见识的蠢货！徐渭骂完了？文章写到这里，他当然骂完了，直斥朱熹评苏轼文章，简直就是“盲者摸索，拗者品评，酷者苛断”。然而且慢，就这么完了，这篇书谈（笔记）写来还有何意义？对于明人，笔者个人偏好，最喜欢的不是解缙，也非杨慎，更不是李东阳、李攀龙之流，而是满身山野气的徐渭。徐文长为人为文，“率性而为，趣味盎然，蓬勃而有生气”。他两只鼻孔朝天，更加口无遮拦，眼里没有“天王老子”，只有民间百姓疾苦；笔下没有俗流，只有人性光芒；胸中没有尘埃，只有日月山川……是世上少有的“真我”，更是少有的奇男儿、大丈夫！读《评朱子论东坡文》，别以为徐渭在发癫，专门和朱熹争论苏轼文章的优劣，如果这么认为的话，是我们没有读懂青藤先生的一片苦心。徐青藤著作此文，旨在借题抨击时弊。客观地说，朱熹能享祀孔庙，自有他出类拔萃之处，关于这一点，因不在本文叙述范围内，故不予展开述说。准确地讲，朱熹是一个儒者，他古板而刻薄，极力把儒学理论严密化和精细化，对历史上许多他认为不纯粹的儒者（并非只针对苏轼），都进行过严厉的批评。因此，在南宋朝中后期，朱熹理学思想已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。尤其到了明季，朱子学说正式登堂入室，成了儒家学说的正宗，也成了统治者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。徐渭作为在野人士，很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，设若任这种思潮泛滥，哪里还有人性（自由）可言？他生性率直，思想自由，不受任何羁绊，特别反感迂腐的儒学，时常在公开场合大声疾呼，斥之为陈词滥调“俗套子”！于是乎，徐渭公开批判朱熹，斥责他一心只要做圣人，且决意不让所有人好过，看天下人人人不中他意，观世间事事事不称他心！如此大胆的言论，真是惊世骇俗了！徐渭目无王法，胆敢蔑视皇权，不把朝廷钦定的偶像朱文公（文是朱熹谥号）放在眼里，反而将其比喻成汉代的酷吏张汤、赵禹，专会罗织莫须有的罪名，“无过中必求有过，谷里拣米，米里拣虫”，甚至斥其为“吹毛求痴，苛刻之吏，无过中求有过，暗昧之吏”。通读《评朱子论东坡文》，徐渭反反复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这层意思可不简单，它反映出了明朝中后期，士大夫们尤其是在野的文人们，普遍存在的一种自由倾向，他们追求个人生活享受，要求承认“发扬个性、独立思考、自由选择生活方式”的权利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我们终于明白，徐渭为何要将两则独立的文章，颠三倒四组合在一起，构成一篇《评朱子论东坡文》了。徐渭天不怕地不怕，可他怕统治者抓辫子，让他去坐“文字狱”，那不比死还可怕吗？！有明一代，才子辈出，大多数人锦衣玉食，往往明哲保身，能如徐渭者，实在少之又少。通观大明一朝，《评朱子论东坡文》一文，是较早公开表示唾弃朱子学说、打破思想禁锢的文章，虽然说得较为隐晦（故意颠三倒四），却是正面的猛烈批判，从文中尖刻的语气和憎恶的情绪看，可以窥见作者的真心意和真性情。读徐渭的文章，大都看似随随便便，其实颇为讲究，语言都很有情趣，满纸充盈着灵动和生气，常常让人眼睛一亮，忍不住发出会心一笑。《评朱子论东坡文》则不同，只是一味地讥讽嘲笑，语言直来直去，语气坚硬而尖锐。然而，细嚼慢咽后，方知其中奥妙，思想敏锐，性情彰显无遗，让人思之甚深。《叶子肃诗序》人有学为鸟言者，其音则鸟也，而性则人也；鸟有学人言者，其音则人也，而性则鸟也。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？今之为诗者，何以异于是？不出于己之所自得，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，曰某篇是某体，某篇则否；某句似某人，某句则否，此虽极工逼肖，而已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。若吾友子肃之诗，则不然。其情坦以直，故语无晦；其情散以博，故语无拘；其情多喜而少忧，故语虽苦而能遣：其情好高而耻下，故语虽俭而实丰。盖所谓出于己之所自得，而不窃于人之所尝言者也。就其所自得，以论其所自鸣，规其微疵，而约于至纯，此则渭之所献于子肃者也。若曰某篇不似某体，某句不似某人，是乌知子肃者哉？——《徐渭集》大明一朝出才子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在徐渭生活的年代，明朝的骚坛尤为热闹，前七子喧嚣于前，以李梦阳、何景明为标杆；后七子鼓噪于后，以李攀龙、王世贞为翘楚。数十百人争奇斗艳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好戏连台，闹麻麻欢喜得紧。叶子肃是谁？别说普通人不知道，就是啃过明史的读书人，恐怕也未必就知道。查阅《历代诗话》及《历代诗话续编》，二者皆不载，难怪今人不熟悉他了。据考，元末明初之际，有一个叫张宪的诗人，和叶子肃交情甚笃，他曾经作过一首五律《取青楼夜饮戏叶子肃》，诗云：“酒令传觞急，灯花啮烛低。山人清似水，老子醉如泥。天黑月坠地，水寒星在溪。犹吹赤蹄纸，照道画楼西。”有明一朝，文人多有狎妓之风，如大名士屠隆就因眠花宿柳，而染疾卧病在家不肯示人。另一大名士汤显祖知道后，急忙寄去诗稿加以劳问。二人是至交好友，屠隆生病在家，汤显祖寄诗慰藉，原本是件十分正常的事。偏偏屠隆所患之病，并非人们常见的伤风感冒，而是难以启齿的花柳病！汤显祖倒很洒脱，所寄之诗题为《长卿苦情寄之疡，筋骨段坏，号痛不可忍。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，戏寄十绝》。长卿是屠隆的字，所谓的“情寄之疡”，即当时文人对梅毒的雅称。从诗题略显调侃来看，性病应是当时社会的常见病，文人雅士们见怪不怪，所以汤显祖既未感到惊讶，也不认为有何难堪，有的倒是朋友间的戏谑。呵呵，赠诗调侃，不以为耻，反而引为时尚，大明社会风气这么开放，倒着实让人佩服。由此可以想见，叶子肃不是普通人，在当时的江湖（骚坛）上，必定也是个风流名士，要不年愈古稀的大诗人张宪，也不会作这么一首《取青楼夜饮戏叶子肃》，去取笑他喝花酒的事了。徐渭眼高于顶，向来看不起人，时人称赞他“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……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，文长皆叱而奴之”。好一个“叱而奴之”！这一句赞语，有雷霆千钧之力，顶得上千百声喝彩，万千句颂词。是啊，徐文长的眼光极高，连当时的骚坛坛主都不放在眼里，像对待奴才一样呼来喝去，随意叱斥谩骂羞辱。谁曾想，就是这么一位大狂人，却肯放下身段，为叶子肃的诗集作序，这叶子肃还是凡品吗？或许人们会说，叶子肃是他好朋友，为好朋友涂脂抹粉，也是人之常情哈。此言差矣。徐渭何许人也？对他稍有了解的人，都知道此公性情狷介，一生不媚权贵，对人对事只说实讲真，绝不会有半点巧言令色。因此，他不可能托不开情面，也绝无可能会为叶子肃涂脂抹粉！设若不信，且看《叶子肃诗序》，通篇可有一句媚语？可有过誉的废话套话？我们没有读过叶子肃的诗，也就没有发言权评说其优劣，只能跟着徐渭之笔，在字里行间去领悟了。那么，在这篇《叶子肃诗序》里，徐渭究竟说了些什么？他又想表达怎样的思想情感呢？当其时，以李梦阳、何景明为首的“前七子”，和以李攀龙、王世贞为首的“后七子”，虽彼此间的文学理论、创作风格各不相同，但他们有一共同点却是高度一致，都主张学诗必须“师古”，即从古代最上乘的诗品入手，把握前人的规度，模拟先贤的气韵格调，经千锤百炼后，从中脱化出自己的东西来。客观上讲，这种“师古”的学习法，不能说它有什么错，自从有文字以来，师者都这么“传道”，至今我们仍在这么教育孩子们。可是，这种古板的学习方法，到了大量没有才气的文人手里，就把本该率性而为的创作，变成了小孩子一笔一画的描红，比着箍箍去买鸭蛋的“临帖”了。这么“创作”出来的诗，还有一点灵性吗？岂不成了毫无生气的“僵尸”！于是乎，在徐渭老先生的身边，甚至整个大明王朝骚坛上，无数头顶冒着骚气的诗人们，最终形成了一股浅薄、粗俗、糜烂的风气（文风），即徐文长所言的“某篇似某体，某句似某人”。这种呆板教条的框框套套，不仅成了论诗的诗评家（也许还有作诗序者）最常用的标配评语，也成了评诗的最高赞语。是啊，某诗人“临帖”临得妙极了，竟然有太白之风，又或有子美之体，那还不牛哄哄的吗？当然要被人捧上天，至少弄个作协副主席当当！老实说，文学评论的问题，讨论起来很复杂，往往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关键看话筒掌握在谁手里。有了话语权，胡言乱语也是理；没有话语权，有理也是打胡乱说。真是这样吗？从古至今，大抵如是。徐渭却不依教，你说你有理，老子偏要打你脸，褪掉木胎泥塑的神光！且看，青藤先生撇开一切，直接用一个比喻开篇，开门见山提出自己的论点，马上就击中了“神们”的软肋：诗歌的本质不是别的，旨在表示（达）作者的“性”，创作者必须出于真情实感，切忌无病呻吟瞎哼哼，只有这样的诗歌创作，才能够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（貌），而不是前人规度好了的“体”和“格”。否则，不论你向哪位先贤学习（模仿），也不论你多么刻苦用功地学习，哪怕学到了“极工逼肖”，也只不过是鸟作人语，没有丝毫的价值可言。哈哈，“临帖”作诗，就是不说人话的鸟语，古今诗坛何其多矣！话说得直接了当，毫不遮遮掩掩，似这等胆豪的行径，惟徐青藤一人敢为。话不丑，理亦端，对于诗人而言，却是至理名言。从古至今，在中国传统（古典）文学批评中，我们常常见到的是什么？听到的又是什么呢？不外乎这合不合“体”，那越没越“规”。评论家们个个道貌岸然，热衷于什么是最好的“规范”，辩论着什么是最好的“标准”，总希望建立一种通行的范本，让诗人们去照本宣科，从而“倒模”出一批又一批“不朽的文学家”来！诚然，人们需要大量读书，需要向先贤们学习，推崇、借鉴某些典范，是充实、完善自我必不可少的一环。但是，今天我们所处的现实生活，早已不是先贤们的“现实生活”了，而且每个人的经历也完全不同，尤其是个人活生生的情感、无限丰富的内心世界，岂能千篇一律画地为牢，用一个“模子”倒出来呢？真正的艺术大师，真正的文学创作，只能是天马行空，独抒己见。每一个创作者，都必须从自身的现实感受、真实的内心世界出发，发乎情不拘于礼(理)，才能够创作出超越前人的佳品，诗歌才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景象，诗苑（骚坛）才可能“百花齐放”。前后七子风头正劲，喧嚣着整个大明文学界，他们倡导的文风盛极一时，普天下的文人趋之若鹜。在这个时候，徐渭勇敢地站了出来，登高振臂一呼，旗帜鲜明地主张张扬个性，从根本上提出了截然对立的观点，他所倡导的文学观，充分展示了“个性、天趣、率直”的精神实质，成了晚明公安派文学的先导，对明末清初涌现出的大量“独抒性灵、不拘格套”的小品文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这是一篇诗集序吗？当然是，而且是一篇了不起的诗序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往深层次说，徐渭崇尚自由，他为叶子肃诗集作序，不是为了序而序，而是表达了一种思想，这种思想就是个性解放，是明中叶在野文人已出现的一种思潮，也是对前后七子古板的文学创作理念提出的批评，对文学创作者提出的要求。其实，当时的大明王朝，不仅仅是在野文人雅士，就连身居庙堂的官员们，也萌芽了这种思想。著名的心学大师、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王阳明，晚年官居南京兵部尚书、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就站在哲学认识论的层面，强调了自我意志的重要性，他曾经这么说道：“夫学贵得之心；求之于心而非也，虽其言之出于孔子，不敢以为是也。”可以批评孔夫子，可以否定至圣先师的语录，作为儒道的徒子徒孙，王阳明可谓千古一人而矣。王阳明是大儒，他所创立的心学，源于孔孟之道不假，但他的成就不在于继承，而在于创新和发展，发扬光大了前人陆九渊倡导的“心即是理”的思想，反对程颐、朱熹等人通过事事物物追求“至理”的“格物致知”的方法，认为“事理无穷无尽，格之则未免烦累”，故而提倡“致良知”，从自己内心深处去寻找“理”。因此，王阳明认为：“理”的根全在于人“心”，“理”化生宇宙天地万物，人心秉其精要，这就是理之所在。在知与行的关系上，王阳明则强调“既要知，更要行”，知中有行，行中有知，二者互为表里，不可分离。用湘人毛泽东的话说，即那句著名的语录：“从实践中来，到实践中去。”知必然要表现为行，不行而“得到”的所谓“知”，则不能算是真知（理）。拿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。王阳明了不得，他创立的阳明学（又称王学、心学），虽源于孔孟之道的孟子，但却是他创新发展的儒家学说，后来传到了朝鲜、日本，对东亚文化影响巨大。徐渭生性疏狂，向来眼高于顶，却一直推崇王阳明的思想，可以说是他最忠实的信徒。只是在表达方式上，少了王尚书的诸多顾忌，表现得更加单纯和直接。这就是野路子，实在野得可爱。与在朝者的最大区别是，不受任何羁绊，没有思想上的框框套套。有鉴于此，徐渭认为，“真我”才是生存的本身，也是文学创作的“本身”。他甚至大胆撰写文章，公开否认“圣人”具有高出常人的价值，认为真正理想的政治，就应该承认人性，更要顺应每个人特殊而独有的个性。由此推演开来，将这样的认识用于文学创作，就得出了临帖的假文学（鸟言）与独创的真文学（人言）的区别。对于叶子肃的诗集，徐渭也给予了充分肯定，认为好友的诗说的人话（人言），是真文学：他的作品情感坦荡而直率，所以语言虽然苦涩也能抒发；他的作品情感追求高尚而以卑下为耻，所以语言即使很简略而含义却很丰富。这就是叶子肃的诗，是出于他自己的“知行”，是他本人独有的体会和感悟，而不是临帖前人，也不是剽窃前人已有的东西！“就其所自得，以论其所自鸣，规其微疵，而约于至纯，此则渭之所献于子肃者。”说得真好啊，可谓语重心长。徐渭实在可爱极了，他要对叶子肃说的话，哪怕是揭短曝丑的话，也决不碍口饰羞、掖着藏着，归纳起来就一个意思：写诗必须是“自得”、“自鸣”，只有说出自己独特的感受（自得），从而发出自己独有的声音（自鸣），哪怕有这样或那样的“微疵”，也不值得大惊小怪，只需要在今后的创作中，不断地加以改正和完善，就一定能创作出至纯至美的好作品！这还不算完，徐渭最后说道，假如我说他某篇不像某体，某句不像某人的作品，这怎么算得上理解了叶子肃呢？真友谊，好诗序，读后受益良多！
文章来源：东坡赤壁诗词 网址: http://dpcbsc.400nongye.com/lunwen/itemid-9646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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